Monthly Archives: April 2011

初学编程，大家纷纷建议我用python，简单高效，大跃进一向深深埋入我的基因，于是开始了一周两课，囫囵吞枣的日子。一个月过去，进度也不是很快，和mit公开课的速度差不多，只是作业真的无从下手，如今只会用一些循环语句写个计算能不能买到鸡块的程序。这让我回忆起了高中时代，不得不说，写程序很像做数学题，而我做数学的快感类似于想到算法，但是把算法用程序代码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是我的难题，为了在我的大脑里尽快搭建映射，我想怎么也得自己作磨出个偏门左道，回忆一下，其实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理科的思维首先有个明确的问题，无论你是用画流程图的方法还是试数的方法都可以训练自己把抽象的算法写成语言，你也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为理解，但是这么说有点吓唬那些从小因为学习不好被训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训练，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基因这种先天性因素应该排除，而所谓的理解能力是训练过程形成的，如果把先天性因素强加进去，那些经常听到老师说“这个请同学们好好理解”的人就会归咎于那些不可改变的原因，所以有时候教育年轻人的时候还是得做个非常明确的概念界定，你自己不这么想，但是年轻人的信息和你是不对称的，他们怎么理解就不是你的本意了。

文科思维和理科思维的问题困惑了我很久，读历史读哲学读文学，大学四年仅仅入门，说起什么话题都有熟悉的感觉，但是真的参不透文科的思维，除非我自己的脑子变得再文科一点，真是难以建立一个稳定的思维体系。如果理科强调逻辑思维，文科强调什么呢？想象力？但是想象力是帮助你实现系统稳定的认知社会和思辨的最重要因素嘛？哲学的思辨和写程序的逻辑思维到底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昨天去电影资料馆看了coco before chanel，描述的是可可从孤儿小姑娘到成功时尚女王的发迹过程，主线是爱情故事，可可首先做了一个法国贵族的情妇，之后找到了真爱，一个英国富翁，但是这个也不是所谓的白马王子，故事以他和可可告别后回英国的路上发生车祸结束。

我没有考察过可可的故事和真实的差距有多少，就当电影里描述的都是事实为前提假设吧，我想表达的视角是从这个问题“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法国，一个来自底层的乡村年轻女性如何爬升社会阶梯”出发，这个视角还是受到了现代性的课的影响，现代社会基本特征之一是提供了流动的渠道和机会，所以影片当中的事实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这个框架。

故事发生在法国乡村，那个时候法国早已完成了法国大革命，但是一个社会的转变仍然是缓慢的，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或许也验证了和英国社会转型的不同。法国的那个时期的社会还在转向一个现代社会，身为孤儿的可可长大后只可能成为下层劳动者，她有姿色就去小酒馆唱歌，她就是因为一首叫可可的歌让一个贵族头衔的看上了。当姿色成为女性上升的重要因素的时候，我们借此也可以窥探出这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以男性权力为中心。但至少可可还有这个机会，她要向上攀登只能靠做他的情妇，而在那个上层社会其实很稳定，情妇是公开的秘密，也是可以共享的，这些特质可以说是一个前现代社会必然拥有的，因为没有流动性，如果你没有出身几乎没有可能进入上层。但是好玩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此时英国，那时英国已经比法国更加现代化，他们没有那么讲究出身，所以有钱的英国人也是上等人，他们和法国的贵族一起玩，可可就是这么结识了她的真爱，一个英国有钱人，但是她也只是能做她的情人，英国人不讲出身讲金钱，所以英国人的正房是个富家女。当然现代化的含义不只是只讲究钱，还有一个更加开放和社会心态，所以在我看来这也是英国人和可可之前存在的是爱情的原因，可可性格坚强，非常符合资本主义社会要求的成功人士必备的心理条件，她们两个是相似的灵魂，一定会相互吸引，这么分析来没什么帅哥美女荷尔蒙之类的，都是社会结构的产物。

马上赶着要睡觉，随便写下个结论⋯⋯

整个电影的镜头充满了香港（资本主义）对北京的臆想，因为本来叙事常常靠吴彦祖的角色的视角推动，eg那个“人民商店”小卖部神马的，这种镜头很大，其实很有趣，不过还是东方主义的味道，你想投射给观众的北京是你作为一个他者的北京，你认为的北京有资本社会没有的味道，你认为的北京也是不堪一击的理想主义，里面小路的死简直蹊跷极了，北京就是那个唱片公司老板说的，外表叛逆，内心顺从的，最后的悲剧结尾似乎在说北京哪有什么不一样！

他者的眼光真的能反映出北京的内在精神吗，想起来原来读的故都的秋，“清”“静”“悲凉”，写的太精准了，这么多年刮着大风刺脸疼也改不了那个味儿，另外北京人容易满足这个倒是真的，模糊记得吕叔湘写过，但是哪片文懒得找了。北京的精神不需要他者的眼光来挖掘，而且他者挖掘出的也可能是失望。

扯远一点是城市气质的话题，贝老师留过一个作业题，顺便贴来，去年这个时候写的吧：

3. What is 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city-based identities?

本文承认以城市为基础的身份认同有着重要的伦理和政治意义，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以城市为基础的身份认同的概念，然后分别回答其伦理意义和政治意义是什么。本文认为基于城市的身份认同的伦理意义主要在于能够在全球化时代保持文化的多元性；基于城市的身份认同的政治意义在于，如果我们在城市水平上讨论政治哲学上的规范性问题，我们对政治理念的制度化会变得更加乐观，基于城市的身份认同是我们把视角转入城市的基础，本文将着重对政治意义进行论述。

城市身份认同的定义

城市身份认同在定义时至少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城市身份认同的心理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第二，对城市的身份认同是认同城市的什么？上述两个问题，两位学者（Avner de-Shalit 和 Daniel A. Bell）回答如下：1）他们认为城市身份认同的心理是城市骄傲感（urban pride），一个城市的居民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感到骄傲，并且努力彰显他们的城市的独特之处，他们提出了用“爱城主义” （CIVICISM）来描绘城市身份认同的心理。2）他们认为对城市的身份认同的前提是城市存在着某种气质，这种气质让城市居民产生了对城市的自豪感和城市身份认同。城市气质实际上是不同城市对一些列价值进行了排序，一个城市如果更注重某一种价值，那么在城市的细节上能够反映出这种价值，比如，北京是中国的权力中心，我们把北京的气质简单化为权力，北京的气质可以从出租车司机爱谈政治，北京城区不少建筑方正威严等细节体现出来。本文基本赞同两位学者对城市身份认同的剖析，把城市身份认同的定义总结为，一个城市的大部分居民对城市拥有的气质（或者精神）的自豪感。因为自豪感的客体是作为整体的城市文化特征，而对于整体城市文化特征的认知是建立在认同感的基础上的。本文认为认同是自豪感的基础或者前提，只有在认同感存在的前提下，才会建立起对于城市的自豪感。
城市身份认同的伦理意义

Avner和Daniel认为当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城市气质时，不同城市的气质能够促成某种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一种审美的愉悦。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从三个方面展开了论述，第一，城市气质能够对抵挡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产生积极作用；第二，城市气质能够保持全球化的开放性；第三，城市气质能够使独特性和开放性相结合。

我基本认同城市气质的伦理意义在于抵挡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但是出于不同的理由。

第一，城市的气质本身所携带的心理意志是阻挡全球化的同质化的动力。在全球化时代，不少人担心，除了国家以外的社会单元缺乏反抗全球化的政治意志和经济意志，而国家正是推动全球化的主导，所以其他社会单元在抵挡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显得十分无力。即使城市没有足以反抗全球化的政治意志和经济意志，但是基于城市身份认同的某种心理意志在阻挡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中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例如，北京人对于北京的城市形象认知很大一部分是四合院与胡同文化，这种沉积的城市形象认知使得北京对于城市建筑布局更加谨慎，以四合院为主的胡同尚有3000余条；北京的饮食文化因为古老的传统而更为多元，北京人对于城市饮食文化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抵抗西餐文化的入侵，至少不会让西餐文化完全占领，北京年轻人可能不介意吃麦当劳，但同样喜欢吃面茶、焦圈。总之，对城市的身份认同往往来自于居民对城市的独特精神和价值观的认同，如果全球化的主要威胁是城市独特气质的迷失，那么居民的身份认同心理将会被激发，进而起到一定程度上抵抗全球化的同质化的作用。

第二，城市身份认同能够利用全球化过程促进城市气质的觉醒。Avner和Daniel指出，全球化也有好的一面，因为它是资本、人力和商品的自由流动以及对待外国人的思想开放的态度的同义语，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他的民族，有助于在历史上被边缘化的民族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不仅如此，全球化和互联网带来了信息的流动，例如，城市文化和城市形象成为很多网络BBS讨论的热点问题，城市居民通过网络讨论对于城市开发的观点和不满，通过互联网进行社会动员并组织抗议活动。我们对于城市气质的认识不仅仅来自于自我文化，还来自于其他城市人民对我们的认识，通过更密切的和其他文化的交流，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感知到我们的城市气质。正是因为传统的城市文化融入了现代的建筑特点，因而更加明显地突出了传统的城市文化与全球化的区别，行走在钢筋混凝土建筑中的人对传统的城市建筑的感知更为强烈。所以，全球化过程不是简单的同质化，全球化过程也可以被人们利用，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的城市身份认同感能够被唤醒。

综上所述，我认为强调城市身份认同的重要伦理意义是在全球化时代保持文化多元性，实现的渠道一方面是通过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同质化影响的阻挡，另一方面是利用全球化信息流动唤醒对城市气质的认同。需要补充的是，全球化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既可能导致世界城市的同质化，也可以促进城市的独特的发展，如果一个城市居民对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他们独特的城市气质较容易形成，从全球整体上看实现了文化的多元和阻挡全球化的同质化。
城市身份认同的政治意义

长久以来政治哲学领域的讨论，较多关注在国家的层面，较少强调城市作为政治哲学规范性问题的讨论主体。如果城市身份认同不可忽视，我们也需要探讨城市身份认同带来的政治意义。一方面城市内的同质化所带来的城市间气质的多样化，能够给其他文化带来其他政治生活的样本；另一方面城市作为一种相对于国家较小的社会单元，能够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理念提供机会。

1）城市气质多样化。本文认为，城市内的气质同质化将带来的城市间气质的多样化，城市间气质的多样化将带来一国文化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文化能够带来多元的政治生活方式。对此论断的一个争论在于：一个城市所有居民对于其所在城市的文化认同，是否能够使得该城市的文化异于其他城市。本文认为对于一个城市文化的认同更可能带来对其他城市文化的排斥。这种城市间的文化的异质性使得以城市为单位作为政治博弈的主体具有更强的作用和更广阔的现实基础。正如前文论述，全球化时代的各个城市频繁的交流有助于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而且同时影响一个城市居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对自己城市较为强烈的自豪感能够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保持自信心，也不会轻易被全球化文化（消费主义文化）侵占，从全球看能带来城市气质的多样化。城市气质或者说城市精神是千差万别的，城市气质的形成与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居民生活在某一种社会形态之中，或是精英治理的政治生活，或是代议制的民主生活，或是传统部落生活等等，每一种社会形态蕴含着这个城市人们的政治生活方式，所以城市气质的多样性往往也体现了政治生活形态的多样化。

2）城市实现特定政治理念。城市作为相对于国家较小的社会单元，能够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理念提供机会，往往在国家层面不能推行的政策，在城市层面比较容易实现。

以往的政治哲学研究和政治理念的制度化研究，较多地强调以国家为主体，以至于我们在思考城市作为和居民互动的主体时，没有强大的政治哲学理论支持，我认为虽然关于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哲学在以往的认识中有较为强大的合法性，但是不能忽视城市也是一种有效的主体来实现政治理念的制度化。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哲学讨论已经十分丰富，而且不同国家认同的政治理念不尽相同，现代社会可能会认同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同意，具体到社会制度有所不同（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新加坡的精英政治等等），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解释让国家成为政治制度实现的主体，但是，事实上，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单元，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只是和城市发生关系，和国家其他地区发生较少的关系，那我们有必要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是否也可以和城市居民产生社会契约，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前提条件是城市的权力相对于国家来说是被限制的（国家行使主权，拥有暴力）。城市的政府虽然受制于国家，但是也有一定的独立的行政权力，而这种权力既可以理解成人民把权力交给了国家，国家把权力下放到市级政府，也可以理解成城市作为一种居民必须生活的社会单元，居民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了城市，此时城市作为政治生活制度化的主体出现。

由于城市拥有各式各样的气质，城市适合的政治生活也不尽相同，而往往一个国家内部各个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一些更为先进的政治理念可以在某些城市较先实现。目前全球变暖问题十分严峻，如果把中国含糊地作为整体来看，发展中国家往往为了支持发展需要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低碳排放直接限制了发展，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城市，全球变暖问题给中国的一些城市也能带来发展契机，比如甘肃酒泉以风能替代传统火电。[1]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某项改革之前，往往采用的一个方法是“试点”，即选取一个城市（或区县）进行某项制度的改革，然后总结经验，看是否能够推行全国，典型的例子是深圳，由于深圳靠近香港，从历史上南方较北方有更为活跃的商业传统，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成一种城市气质，在改革的30年进程中这种气质不断发展，事实上是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融合，目前看来深圳的模式集中了当时较多的资源，其他城市也不大可能完全复制深圳的成功，但是深圳的城市气质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气质（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中国国家制度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

上文所述的政治理念在特定城市的实现还只是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政策的实现，城市气质发挥了基础作用，而后的发展似乎以国家意志为推动，但是事实上，城市气质的政治意义不仅在于帮助国家实现某个政治理念，而是在于城市居民所共有的某种政治理念的实现，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驱动力。2006年在厦门发生的PX项目事件，[2]是体现城市气质影响政策的典型事件，政府要推动的PX项目有环境隐患，厦门市民极力反对，网络上取消PX项目的呼声强烈，在现实中也发生了游行，政府抵挡不住市民的压力，只能让PX项目下马。厦门曾获得过联合国人居奖，当地人比较重视环境保护，而且厦门作为中国沿海城市相对于中国一些内陆城市有更发达的经济，网络让舆论变得开放，这些因素使得厦门人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生活，至少满足了城市部分居民的政治诉求。厦门人的精神不是某种自上而下的力量灌输成的，而是在社会的每个细节培养出来，而这种来自于每个市民的力量有着实现某种政治诉求的功能。

总之，城市作为主体实现某种特定的政治理念，往往比在国家层面实现更加容易，居民对自己城市的认同感让他们关心公共生活，城市内部的相对于国家更加同质化，城市气质是居民实践政治生活的丰富土壤。

总结全文，基于城市的身份认同是对一种城市气质或者城市精神的自豪感，有着重要伦理意义和政治意义。伦理意义体现为全球化时代提供多元的文化，政治意义则是在城市层面更易实施特定的政治理念。

[2] 新闻报道详见http://www.xwhb.com/gb/13/2007-6/1/076109100443986_268.html

I started to learn python a few weeks ago but the progress is really slow. What I can do now is using if, else, and while instructions writing no more than 10 lines including values assignments. Wang laoshi sent me email to let me learn to write codes eh….I take it as an inspiration…

amos is another story that I began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comparisons of models, not just seeking for a fit model.

按理说应该一天一篇的，昨天偷懒没有完成，今天补上。

凡客的崛起应该给传统服装业带来不少启发，今天看论文看得无趣的时候就看了一个王利芬（我超级爱的一个记者，不过现在不搞调查了，去创业了）对凡客老板的专访。王利芬采访功夫了得，能够在凡客老板说不回答这个问题后又换了个问法又让他张口了。能看得出凡客老板还是一个挺有理想，或者有一套价值的，他说到用做互联网的方法做服装业，他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服装业而是互联网，他崇尚的互联网精神在他的经营中淋漓尽致，不追求利润，只追求增长，就是只要那个加速度一直很大，就不着急收回投资，让我想起fb神马的，先发展用户，让所有人都觉得它很好，再想办法赚钱，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在那个资本市场到底能不能套现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对lv什么奢侈品感觉不屑一顾，从道德上鄙视了奢侈品，当然了他为了推销自己的平民品牌必须要这么说话，肯定要说自己的衣服和lv都是浙江什么一样的场子出来的，哪来的那么多品牌故事。我倒是有听说lv什么的对人家欧洲中产来说都是消费的起的，再加上那么大的中产阶层，所以对中国来说的奢侈品对他们来说到不见得如此，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凡客老板的道德制高点就稳住了。

lucy去曼哈顿后讲到里面高级服装品牌的奢侈，我就在想真正的奢华的意义在哪里，思维开始跳跃（其实是卡在某处不畅），这是不是和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有关系？你说它是奢侈的但是却开放的，那些最富的人也是流动的，那个自由的社会也是不自由的，平等也是不平等的，只是某种感觉⋯⋯啊无法论证，语塞了。

本来应该昨天晚上写的，以为读一篇中文的论文应该很快就能搞定，结果我大大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昨晚和今天才看完。这篇论文读的我心不在焉，是台湾学者写的，也不是什么旷世名作，只是想看看做文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人如何写东西，没想到如此拗口，顺便慨叹一下大陆写作语言竟然和台湾相去甚远，所谓统一大业路慢慢修远～

进入正题，论文题目是：从王菲到菲迷——流行音乐偶像崇拜中性别主体的搏成（看到底什么叫搏成，以前没学过这个词啊，我直接理解成形成就行了），87年新闻学研究（台湾的杂志估计）发的一个研究生的文章，文章从王菲的两张专辑，媒体报道还有歌迷的采访作为文本进行了分析，观察在王菲现象背后的性别意识或者主体的变化，认为王菲现象挑战了传统男女权力关系，展现出雌雄同体的特质，甚至激发出不需男性作为参照的女女之情。

教科书和老师说做质化研究“带入”前尽量不要进行假设，不要有太多的主观预设，而是要以观察者的身份去进入，然后不断的反思，即使想到一些理论或者解释也需冷静克制，可能有更有力的理论在深入或者持续的观察中产生。反观之这篇文章，抛开作者从头就讲给你的假设，我要问自己如果我看到这些文本，我进行这些采访，我会不会得到性别主体的框架，我真的可能不会。可能我脑海不能排除我对王菲的刻板印象，或许80年代离我很远，王菲凸显出的男性特征和对男性权力的挑战没有李宇春强烈吧，如果仅仅从特立独行和酷等特质来说，直接调转到男女性别社会建构的角度难免有点不自然。但是客观的讲，文章最后面对几个女同的采访还稍微有点说服力，她们直接了当地说到了对王菲的欲望，作者与其从王菲专辑本体和造型本体出发叙述不如直接说到歌迷更有说服力。读到最后其实我还是被作者的观点说服的，王菲现象背后的确有对传统性别意识的重构，无论是王菲本人还是对离开王菲本人后融入社会后的意义（某种活体）都印证了这种新的架构和性别认同。

其实这篇文章是用来学习的啦，分析专辑文字，造型，媒体报道，还有歌迷采访作者也下了不少功夫，写出了30多页的长文，紧紧围绕着她的视角。不过她的理论架构还是有点让我摸不着头脑，统领专辑，媒体和歌迷三个层面的仅仅是性别主体的视角，在分析中难以寻找某种解释。我更欣赏她对歌迷群体的分析，因为加入了一些结构因素，社会位置决定了认同心理，这让我觉得就更有解释力。

This is a profound and broad topic as modernity is such an abstract concept that it contains almost everything. The lecture given by Professor Macfarlane at Tsinghua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themes, the empire of trade, wealthy ordinary people, individualism nurtured from schools, games, civil society, common law, political parties and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All these themes and aspects of England have shown the meaning of modernity in some way. By his definition modernity is the process of separation of four institutions, namely, politics, religion,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only connection of these four institutions are through the individual. Although I could not say I understand one hundred percent of what he means, I got a taste of separated economy from politics by thinking a free market. Familiar examples seems to be every where.

Taking this class I intend to look for patterns of growth for China. Instead of direct democracy and election or voting, I find a modern society has so many aspects to work on. It is no doubt England’s prosperity bases on its strong productivity long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n comes a very rich country in contrast with other rural civilizations. Then the growth is a long way and it has incurred many aspects of social change, although it is not politically. So Marx’s view convinced me for this point.

Then I began to reflect on some points that call for an election of China and I have to admit that without a self interest culture, grantee of freedom, a strong middle class, a trusted associations, law above power, and flow of classes, there is no hope of a modern world. However, I don’t believe democracy is an end of modern world, rather it cultivates the society we all hoping to reach at.

凤凰成立十五年，清华百年，今天（愚人节哦）在主楼后厅清华新闻学院于是和凤凰合搞了一个所谓的高峰论坛，探讨如何应对全媒体新时代，我们学院尹鸿，还有一些业界老总发了言。

尹鸿说得痛心疾首，对我国影视产业现状忧心忡忡。他说现在面临两个稀缺，一个是优质内容资源，一个是渠道。我倒是觉得优质内容当然是稀缺的，对于不是必须品的一些信息的稀缺性当然体现了它的价值，人们才会买卖，流动起来才能激励优质内容的持续创造。渠道的稀缺他值的是人们消费信息通过多种渠道，以前掌握了电视和报纸就行了，现在还得在pad，手机各种终端上占领消费者的眼球，他说的渠道稀缺的一个前提应该是一个零和的关系，实际上人们用于消费信息的整体时间变多了，以前在出租车上发愣的时间，无趣地听讲座的时间统统用在了智能手机上了，除非报纸能提供优质内容人们其实还是会看的，所以渠道是不是变少了还是值得商榷。

他说到现在媒体都在做全媒体，还在制播分离。全媒体这个事儿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什么都做呗，给pad开发个应用，再搞个网站，手机上也有应用，不管你用什么终端都能看到我的新闻，后来他也说到这个和欧美国家的做法不一样，我们是拓展数量，并没有使得媒体集团的用户数量增加，但是欧美人家的做法是并购，把以前已经拥有客户的技术纳入集团，通过这种方式做大。另外他还说到制播分离导致媒体过于侧重渠道，而在渠道萎缩的情况下不得不重拾内容为王的理念，今日的格局让传统媒体集团知道必须紧紧抓住内容这个救命稻草。其实我倒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传统媒体的优势就是在于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内容，不论是新闻，还是其他信息，除非新出来的技术能够从根本上挑战了人类大脑整合信息的能力，传统媒体在数字时代依然还是能够生存的。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收到纽约时报给我这种不付费客户发的一个通牒，说我们网站上还是手机上的文章你只能免费看2o片，再看就要收费了，这个对我们国家政策者的启示是，市场和技术逼得传统媒体只剩下内容作为筹码的前提是有很好的版权保护制度，凡是说到要靠人类大脑创造性从事的活动没有点激励是要完蛋的。

在后面smg的老总讲到他们制播分离实质上是一台两制，原来的事业单位，剥离出一个进入市场的企业，另一个单位负责管宣传和政治导向，像smg这样大的集团剥离出的企业也很复杂，控股公司下面还有很多公司，估计下面这些公司都是真正产出这些节目和买卖节目的主体。这种制度是中国政治气候决定的了，没啥好评论的，这也没办法，“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秦晖在讲到高自由高福利的悖论时候的经典话语）既然国家说要文化产业改制升级，就不能不让人家自己在市场上找出路，还得完成宣传任务，这种体制也算是一个创意了。

尹还提到了现在都是按照渠道分的主管部门，管电影的管电影，管报纸的管报纸，和全媒体的现实相去甚远。他说阶段性变革：1。形成市场要素，文化产业的转制，企业代理人是真正能代表企业利益的2。需要引导性企业，带动有特色的差异化企业，现在是大量的同质化的企业。提问时候一个人问：现在是不是媒体的终极状态，他说到媒介是人的延伸，如何进一步延伸，突破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后面的来自凤凰网的liushuang讲了什么不大记得了，他还是讲到了优质内容的话题，但是我觉得他这句话有点短视，他大概是说凤凰一个优质节目鲁豫有约创造的商业价值比几百万草根博客的信息创造的高，这个很显然只是一个现状，你没有从中找到商业模式，相信twitter和fb不是没有商业模式，他们也没有走什么名人路线，放广告就赚得盆满钵满了，但是相信他们真正的宝库还是在这么多草根生产的信息中，以为匮乏的想象力我都觉得可以做个简单的搜索和ranking嘛，如果计算机技术的语义分析做的再强大一些，草根信息真实性准确性都能计算出来，说白了就是模仿大脑嘛，我都不用一直刷围脖去得到某个新闻事件的持续报道，只有自动抓取异质性内容就可以了，再标上重要等级，但这个或许丧失了人类想象力的美感，omg我不是个预言家。

很晚了准备睡了，来自台湾旗下有中国时报的老总讲到了新闻理想和新闻伦理，真是在一片赚钱欲望中一道清新的风啊～～

来不及写英文的了⋯⋯